人间浩然正气
明朝忠臣方孝孺，面对朱棣的屠刀他慷慨赴死，他的死真的有意义吗？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忠臣之一的方孝孺，人们对于他的慷慨赴死向来褒贬不一，争论不休。
称赞者认为他的死是“凛然千古”“求一个‘是’”，杨一清论其为“国士”，陈继儒推崇他为“第一忠臣”。
批评者以为他的死是“既迂又腐”，是“愚忠愚孝”，是“冷血”，如明人王廷相就认为孝孺之死是愚忠，“忠之过者”。
方孝孺宁愿一死，甚至不惜牵连族人，也不愿身为朱棣的臣子，面对朱棣的屠刀，他慷慨赴死，以此来报答对前君主的知遇之恩。那么他的死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来自帝王的知遇之恩
方孝孺生于1357年，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思想家。
他的一生和明初三位皇帝都有交集，这也成就了他大喜大悲的人生境遇。
方孝孺自小精敏绝伦，6岁能作诗，10多岁就已擅长写文章，青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才子。当时乡人称他为“小韩子”，意思是像“文章巨公”“百代文宗”韩愈那样富有才气。
方孝孺成年后师从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其学识更上层楼，才华远超侪辈，既有才华，又有声名，自然有人会向皇帝推荐。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都对方孝孺有知遇之恩。
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方孝孺两次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朱元璋对他很礼遇，也很欣赏他的才华。第一次见面是洪武十五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方孝孺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此时他才25岁。
因为方孝孺在治国方面强调实施仁政，与朱元璋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风格恰好相反，所以朱元璋认为方孝孺年轻还需要历练，因此这一次见面并没有授予方孝孺官职，而是将其礼送回家。
第二次见面是在10年之后，方孝孺再次被举荐到朝廷，受到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认为此时依然不是重用方孝孺的最佳时期，于是任命其为汉中府教授，负责为汉中的儒生讲学。
朱元璋不重用方孝孺，并不等于不想用或者不愿用方孝孺。个中原因，首先是明朝初立，政权还不太稳定，没有到仁义治国时候；其次是朱元璋想把他留给自己的儿子使用。朱元璋有恩、有礼于方孝孺，所以方孝孺必定铭记于心。
再来看看建文帝与方孝孺的关系。在建文帝时期，方孝孺无论事业还是荣耀都走向了人生巅峰。读书遇到不解，建文帝会向他请教；军国大事，建文帝会找他商量；百官有事启奏，建文帝会让他代批奏折。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
一是尊崇为建文帝之师。明太祖朱元璋没有料到太子朱标会先他而去。根据嫡长制，决定由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继承帝位。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继位时刚刚21岁。
年轻的建文帝为方孝孺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朱允炆即位后，方孝孺以从九品府学教授，授翰林侍讲，主要是给皇帝讲解经史，备顾问，奉旨起草制诰、敕、谕一类文件，成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官。
二是修纂史书，招揽人才。建文帝想编修的《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几部大书，都让方孝孺负责。后又晋升为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人主持京考，试取天下贡士。
三是成为建文帝的贴身谋士。建文帝关于国家重大的政事都向方孝孺询问，甚至让他定夺。如建文帝登基后不久，就采纳方孝孺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撤州并县、精简机构和裁减冗官。当时，方孝孺与黄子澄、齐泰等成为建文帝身边最亲近的重臣。
四是朝廷讨伐燕王的计谋、檄文多出自方孝孺。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发动靖难之役。方孝孺更是成了建文帝的倚靠，日召咨议。这一时期讨伐朱棣的诏檄，概由方孝孺草拟。
此外，为了抵御燕军，方孝孺曾先后向建文帝朱允炆提了不少建议，比如离间燕王的两个儿子——朱高炽和朱高煦，割地议和，等等，虽无一奏效，但可见建文帝对方孝孺的器重和信赖。
从以上的经历看，方孝孺对朱元璋和建文帝颇怀知遇之恩，是这两位皇帝让自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给自己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让自己达到了人生和事业的高峰。所以在燕王朱棣造反、建文帝死难之时，方孝孺可以舍弃性命，为皇帝殉节，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故乡造就他的硬气风骨
方孝孺时属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14岁之前都在宁海生活。鲁迅先生曾经评价方孝孺颇有“台州式的硬气”。文中他把柔石与方孝孺并举，称两人都具有“台州式的硬气”。鲁迅先生的这六个字，很精炼地描绘了宁海人的个性，点明了宁海的精神。
自古浙江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而宁海位于浙江省东部，北有天门山，西北有龙须山，仅东部地势平坦，全境呈西高东低之势。方孝孺曾在自己的文集中，特别提到宁海民风淳朴，百姓爱好诗书，安居乐业。
宁海人鲜与人争，并不代表性格软弱。相反，自古以来，浙东各地流传着“宁波客商，绍兴师爷，台州落壳”的民谚。
“台州落壳”，“落壳”是土匪之意，写出台州人性格刚强、有骨气的硬气的一面。可见，台州人自古就以强硬著称于世，这对自小在宁海长大的方孝孺来说影响深远。
正是台州江南地域的硬气、骨气和士气，对方孝孺的成长影响深远，方孝孺“台州式的硬气”，不仅仅是自身性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家乡贤达的影响和家乡风气的浸染。
所以在面对生死选择，在关乎仁义的时候，台州人身上的硬气，乡贤的刚正就在方孝孺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不难理解。
良好的家风传承
方孝孺家四代从儒，家风很好，他自小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方氏家族素有“世敦儒术，为邑礼义家”之称。
方孝孺的高祖方重桂，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烱，曾任鄞县教谕。曾祖母叶氏，亦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宋右丞相叶梦鼎之从曾孙女。
其父方克勤，历任县学训导、济宁知府，乃洪武年间著名循吏他不仅致力于理学的钻研，并且对天文地理、礼乐刑政、儒学经典，以及历朝历代典章名物、墨客骚人的作品，无不了然于胸。
方克勤很注意培养方孝孺。在方孝孺3岁时，方克勤就用儒家经典为他启蒙。方孝孺5岁时，即能背诗、写诗，9岁时便已通读五经，10余岁时已能“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
13岁那年，方孝孺就被附近的人请去担任塾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明太祖洪武四年，方克勤被授予济宁知府之职，方孝孺随父赴任。
济宁府的曲阜县是孔子的家乡，父亲常带他去瞻仰孔庙，遍访七十二贤人胜迹，对他的成长以及儒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方克勤在济宁府任职期间，宣传儒学思想，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减轻力役。实行德治，惩治腐败，提倡廉政，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深受济宁人民的爱戴。不幸的是，方克勤因他人诬告，被朝廷贬谪到广东去服苦役。方孝孺愿意代父为之，未果。
方孝孺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父亲方克勤的精心培养。方孝孺深厚的儒学功底，亦离不开父亲潜移默化的教育。特别是为人做事的刚正不阿，其父影响最为强烈。父亲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成为他人生的指路标。
另外，他的硬气也影响到亲友。他被捕入狱后，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在被押途中投河而死。尤其是这两个女儿，她们殉节时，年龄都很小，但懂得与邪恶抗争，以死明志。
这样的家族风气，决定了方孝孺在朱棣谋反篡位之际，不会向恶势力投降变节，不会因个人的苟活而牺牲家学儒风，这也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
传统的儒家思想
方孝孺是个儒家理学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师从理学大儒宋濂，在宋濂的教导下，方孝孺成为明初理学的传承人物，他以儒学的正宗自命，处处遵循理学的主旨，堪称元末明初学风的代表，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对于传统儒学精神的执着，是方孝孺正学思想的体现。
在这次对抗朱棣篡位的事情上，其儒学精神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深入骨子里的皇位嫡长制观念资中筠先生在《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一文中认为：虽然方孝孺和布鲁诺两人都是被迫害致死，但布鲁诺是为坚持“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发现而宁死不屈的，他用生命捍卫的是科学，是真理，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的挑战和打击。
而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
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抛开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有无可比性不说，资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孝孺之死是为了坚守儒家传统的皇位继承嫡长制。
方孝孺坚守儒家的正统思想，奉行皇位嫡长子继承制。认为建文帝的皇位，死后也只能由建文帝的儿子来继承，儿子死了就应由孙子来继承。即使作为建文帝的叔叔，朱棣也无权继承皇位。
方孝孺对皇位嫡长制的坚持，深深刺痛了朱棣，让朱棣坐卧不宁，不得安身。可以说，方孝孺所奉行的这套儒家思想，尤其是所书写的“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击中朱棣的软肋，从而激怒了朱棣。
开国功臣刘基次子刘璟也因一句“殿下百世后，难逃一个‘篡’字”而被下狱自杀身亡。可见朱棣非常忌讳他人说自己是篡位者。
（二）方孝孺忠臣不侍二主的操守古代儒士特别注重自己的德行，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际，追随旧主还是投降新朝就成为士人的艰难抉择。
如果顺应新朝，能苟全性命，甚至可以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不过将会留下贰臣身份，背负骂名，写进史书《贰臣传》中，世世代代翻不了身。
如果追随旧主，那就是与新朝背离或不合作，结局可能会很惨，甚至丢掉性命，不过在历史上那就是忠臣，会留名青史。
有德行的文人很重气节，所以不少读书人万死不辞，哪怕是丢弃性命，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要保全气节，所谓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方孝孺就是这类儒士之一。他不愿背叛建文帝，不愿投降朱棣。
方孝孺当时名气很大，而且很有古代士大夫的节气，再加上是天下读书人尊敬的名士。
朱棣一开始很希望方孝孺能为其所用，尤其是他出师无名正需要方孝孺来加持以正名，如果登位诏书由正学代表方孝孺来起草，那就意味着朱棣的登基得到了这位儒家正统代表人物的认可，以“正学”先生的影响力，这场“篡逆”便可以涂上一层正义的色彩，这是朱棣乐于见到的。
尽管这之前，方孝孺有穿孝服痛哭建文帝的举动，尽管方孝孺在和朱棣对话时有冲撞朱棣的话语，但朱棣仍然没有发怒，仍然好言相劝，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和宽容方孝孺，至少没有杀害方孝孺的想法。
然而当方孝孺执意不肯、屡屡拒绝后，朱棣询问姚广孝天下谁可以代方孝孺起草诏书时，姚的回答竟然是：“必须方孝孺”，这就意味着朱棣和方孝孺都没有退路。
因此当方孝孺坚持传统正道，屡次拒绝投降和让步时，朱棣没有选择，只能再三坚持：“（朱棣）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哭骂的“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显示出坚守道义的决绝态度，彻底激怒了朱棣。
因此方孝孺是为遵守儒家礼制而死，他是为文人士大夫的气节而死。所以胡适说：“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
结语
方孝孺死了，死在朱棣的屠刀下面，死得如此悲壮，如此决绝。
即使当下，知名学者资中筠也曾专门撰文将方孝孺与布鲁诺二人之死作比较，认为布鲁诺是为真理而死，而方孝孺是为愚忠愚孝而死。
而方孝孺研究资深专家赵映林则认为方孝孺以死抗争，是君臣思想契合的表现，他的死是“明王道，致太平”的追求与价值观体现。
笔者以为，方孝孺是一位悲壮的殉道者。他所受到的帝王礼遇，他所成长的家乡氛围，他秉持的家学传统，以及自身深厚的儒学修养，再加之还有朱棣这样的一位暴君，他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一死。”
从表面上看，是方孝孺的激愤导致残暴的朱棣诛十族，从而成就了方孝孺的忠节，也让朱棣自己从此背负一世的骂名，永世不得翻身。
实际上，方孝孺的死，既与朱元璋、朱允炆两位皇帝的赏识有关，也与他生长地域——台州式的硬气有关，还与方氏家族代代相袭的家风传承有关，更与他坚守的传统儒学精神有关。
在面对强权凌弱，面对正统衰落的时候，方孝孺充满了绝望，其在临死前的《绝命词》诗中感叹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此是非颠倒，如此仁义尽丧，犹如朝代交替之际的混乱时代，礼乐崩溃，道德沦丧，这与他毕生致力于建立的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社会理想相去甚远。
而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靖难之役”所带来的，方孝孺把它们都归结于燕王朱棣的造反。他信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生目标，所以当朱棣请他写登基诏书，他誓死不从，宁愿株连十族也不向强权低头。
方孝孺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他用死来抗议朱棣的篡位，用死来警醒世人的愚昧，用死来拯救丧失的正道和天理，“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数千年之世道”。唯有如此，他才能不负他人，不负自己。恰如刘宗周所议论的“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
方孝孺必须死，他是一位悲壮的殉道者。他的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方孝孺，不死，苟活，只是成就一个小我；死，悲壮，成就的则是大我。而这种大我，这种“以一身抗万乘之威，虽九死而不悔”的气概，才可以得到世人的景仰和尊重。
他的这种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精神，刚正不阿、抵抗强暴、以身殉道的精神，天地正气，浩然长存，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追随！
作者：王恭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