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徐明清（1911年5月—2008年11月），女，出生于浙江临海县，曾用名徐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教联常委、东北军工委妇女支部书记、陕西省妇委委员、中央组织部妇女科副科长、陕甘宁边区妇委书记兼边区妇联主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徐明清曾先后担任农业部人事司的副司长，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处、基层组织处、教育处的副处长，并在国务院农办农场组中担任副组长一职。
在“文革”风暴中，徐明清不幸被误判为“叛徒”，而粉碎“四人帮”的1977年，他又因“包庇江青”的莫须有罪名，蒙受了不公正的冤屈。直至1981年9月，在中央的批准下，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平反与纠正。
（01）徐明清曾三次致信江青，恳请其撤销那些不实之辞，然而始终未能得到任何回应。
徐明清于文革后期，即1972年，被定性为叛徒，随之遭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徐明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4月由于叛徒的告密而被捕。她在狱中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直到1936年6月,才被释放出狱。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之际，徐明清及其夫君王观澜便陷入了动荡的时代洪流之中。（当时担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并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身处逆境，这对夫妇一同遭受了公开游街和批斗的羞辱。1969年伊始，徐明清被遣往湖北沙洋，接受国务院农口干校的监督劳动，并承受批斗与审查的折磨。在那阴暗潮湿的草棚中，她忍受着屈辱，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在“文革”期间，存在一种荒谬的逻辑，即那些曾遭受敌人逮捕却幸存下来的人，必然已背叛了革命事业。据此，农业部的一派造反派将徐明清定性为“叛徒”，并将其监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的交往颇为紧密，亦在江青陷入困境之际，伸出援手，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1933年，江青身处上海的困境之中，徐明清洞察她内心的进取之志，于是毅然决定将她纳入自己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在江青情绪低沉的时刻，徐明清不仅给予她温暖的慰藉，更激励她振作精神，重拾信心。当江青不幸被捕后，幸得救援重获自由，然而身体却极度虚弱。徐明清便将她带回自己的家乡临海休养，并亲自请来父亲为她治疗肺结核，最终使她康复。
鉴于与江青的这层特殊关系，在“文革”期间，徐明清曾三次致信时任“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江青，力图澄清强加于己的“叛徒”罪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如同泥牛入海，音信全无。
（02）为江青所撰写的证明材料，竟成为徐明清蒙受冤屈的源头。
1936年的深秋，徐明清接到了前往西安工作的命令。转瞬之间，来到了1937年9月中旬，她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的调令，要求她前往中共中央党校深造。于是，她告别了西安，与十余位干部同行，踏上了长达十余日的徒步之旅，最终抵达了延安，并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安顿下来。
翌日，徐明清前往报到，意外重逢了多年未见的同乡王观澜。彼时，王观澜正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的科长一职。因同乡之谊与志趣相投，两人频繁交流，谈心甚欢，关系日益亲密。到了1937年的年底，徐明清与王观澜在延安喜结连理。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因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学员,她才改名“徐明清”。徐明清说：“市面上有书籍声称我与江青同时改姓易名，一同踏入延安，实属荒诞不经之言。”
徐明清抵达延安不久，江青便造访了组织部招待所，专程前来拜访她。彼时，江青受组织委派，前往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归来后，她向徐明清吟诵了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成粥，蚊子虱子称大王。”此诗生动地描绘了延安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徐明清认为，江青从繁华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来到条件艰苦的延安，并投身农村锻炼，其表现堪称可圈可点。
后来,江青要求到抗大学习。江青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 她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共产党,但却没有组织介绍信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做进一步审查。
当时，为核实江青的党籍状况，中央组织部特地征询了曾与江青有过接触者的证言，涉及人员不乏徐明清在内。
徐明清如实描绘了江青在上海的工作经历，她在浙江临海养病的情形，以及她前往西安寻找自己的过程。这些叙述有力地证明了江青曾是上海的进步青年，她曾被晨更工学团的共青团支部接纳为团员。此外，她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的活动。然而，在徐明清与江青的交往中，并未有人透露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因此在这份材料中并未提及她入党的细节。
徐明清回忆道：事实上，证明江青曾加入党组织的并非他人，而是她的入党引路人——黄敬。(即俞启威)当年，党的组织部门经由地下交通渠道，致信黄敬以了解情况。黄敬随即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证实江青系其介绍入党。彼时，黄敬已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其提供的证明材料自当颇具分量。
徐明清所提交的证明江青曾是上海进步青年的文件，最终存入了江青的档案之中。然而，未曾料想，多年之后，这份文件竟转变成指控徐明清庇护江青非法混入延安及党内的事实依据，导致她无辜入狱长达两年之久。
（03）徐明清所撰写的材料竟意外地被收录进了一份加盖有“红头”字样的正式文件中。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中央专案组着手对江青的过往历史及其罪行展开审查。在整理江青档案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发现了徐明清所撰写的一份关键证明材料，这引起了专案组的怀疑，认为徐明清与江青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专案组通过公安部联系上了徐明清，并要求她揭露江青的种种罪状。
徐明清回忆道，那几日，一位副部长偕同一位书记员，每日乘坐一辆灰色的吉姆车抵达王观澜的住所。他们往往一谈便是整个上午，态度庄重，甚至滴水未沾。他们期望徐明清能秉持党的立场，对江青的历史问题进行揭露。
然而，徐明清并不了解江青所涉及的全部历史纠葛，尤其是关于“叛徒”的指控，因而无法进行任何揭露。她的立场鲜明，那就是对待任何人，都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自己未知之事，绝不应胡言乱语，更不能无视事实，编造谣言。
鉴于徐明清所展现的“固执”立场，相关部门以“协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曾致信江青以及长期庇护江青”等多项罪名，对其进行了正式逮捕，并将她关押于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均未能确切知晓的地点。
在牢狱之中，徐明清所撰写的材料未能证实江青叛徒的身份。于是，审讯人员判定她态度狡黠，便接连不断与她长谈，谈话结束后，总会留下几页纸张，命她继续落笔。如此反复，依旧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见状，他们焦虑不安，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徐明清，你这是在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要你写出江青如何叛变的经过，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你便可获释回家了！”
徐明清表示：“我与江青被捕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致，对她被捕后是否发生变节一无所知，对其变节的详情更是无从得知。因此，我根本无法撰写相关内容，实在无能为力。”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展开了连续不断的“车轮战”，每日多次提审，昼夜不停地剥夺她的睡眠。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再加上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得徐明清几乎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在专案组的压力下，不得不按照其意图，撰写了一份充斥着虚假陈述的交代材料。
徐明清绝未料及，两个多月后的光景，她所撰写的材料竟然被收录进一份加盖“红头”字样的文件附件——正是那份题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文件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向全国范围发布。
这份编号为10的“红头”文件，对徐明清与江青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明确界定。文件中明确指出——
1933年秋季，江青在上海的晨更工学团担任教职期间，便与该团负责人徐明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随后的岁月里，两人先后被捕，并选择了自首叛变。早在1937年潜入延安之前，她们便已结成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庇护。同年十月，江青隐瞒了自己的自首叛变史，借助徐明清提供的虚假证明，成功渗透进了党内。
这份颇具权威的“红头”文件，不仅让徐明清无辜蒙受牢狱之灾，更在党内及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昔日，徐明清曾萌生以生命抗争的念头。她心中困惑，自十四岁投身革命，对党始终忠心不二，究竟犯了何罪？现旧案尚未解决，新的不实指控又接连而至，仿佛无论跳入何方河流，都无法洗净这冤屈。
她始终坚信，乌云终将散去，阳光终将普照，冤屈与错判终将得到公正的洗刷。在囚室之中，她每日坚持自创的体操锻炼，自我按摩舒缓，深信平反的曙光终将到来。
（04）获释后的徐明清迅速对其在狱中撰写的虚假内容进行了更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同志不断为其鸣冤。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 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包括徐明清。
然而，徐明清的冤案与“四人帮”首要成员江青直接相关，而且她所撰写的材料甚至被收录进“红头”文件之中。因此，对于此案的平反，不仅需由中央组织部重新展开调查，而且调查结果还需提交至中央书记处进行审议。
在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高度重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委托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同志的历史结论进行彻底复查。农业部党组精心组织，指派专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内调外查，历时半年有余，最终揭开了历史的真相，并成功推翻了江青专案组通过非常规手段所强加于徐明清同志的所谓“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农业部党组正式向徐明清女士及其亲属通报：取消“文革”期间于1972年错误判定其为叛徒的结论；恢复其党组织生活，并恢复行政十级的相应待遇；同时恢复其名誉。
徐明清在被释放后，迅速对她在狱中撰写的所谓“揭发材料”进行了更正。她指出，该材料实为专案组人员口述，而她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执笔完成的。她再次坚定地声明，她无法证实“江青是叛徒”这一指控。
徐明清提交的这份更正文件，成功推翻了唯一能够证实江青为叛徒的证据！
徐明清未曾因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其施加迫害而扭曲真相，亦未因江青成为“四人帮”的一员而趁机落井下石。他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江青即将面临特别法庭审判之际，这种坚持不仅需要极大的胆识，更彰显了非凡的勇气。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文件中，特此刊登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涉及包庇江青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复查结果》指出——
徐明清同志与江青同志之间的关联事宜，已由中央组织部进行了核实。经查，徐明清同志在延安时期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并未证实江青同志在上海拥有党的关系，其内容与其他同志的证明材料相吻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此外，徐明清同志在遭受关押和审查期间被迫撰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恢复自由之际，即已明确声明予以推翻。
《复查结果》还说——
徐明清同志并未对江青事件进行袒护，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向中央作出了汇报。关于这些报告的内容，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并获得批准。
然而，1977年发布的10号“红头”文件与1982年颁布的第1号《案件复查通报》在影响力上实难相提并论。前者要求在基层广泛传播，力求家喻户晓；相较之下，后者仅限于小范围内传达，知晓者寥寥无几。
尽管中央已对徐明清予以平反，然而“10号红头文件”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更有某位高干夫人，以真名和笔名接连出版了多部关于江青的传记，包括《江青野史》、《女皇梦江青外传》、《江青秘传》以及《无冕女皇》。这些作品沿袭了“10号红头文件”的论调，将徐明清描绘为叛徒，以及与江青关系密切的死党，由此再次玷污了徐明清的名誉，并引发了不良的社会效应。
党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在1987年3月26日发布的《宣传动态》第19期中，中宣部明确指出：“请勿在报刊、书籍及各类资料中引用《中发〔1977〕10号》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的相关内容。”
《组工通讯》指出：“不论作家、学者执笔撰文著述，抑或新闻、出版机构编辑出版报纸杂志，均须秉持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地遵循政策行事。在引用和发表有关老同志问题的资料时，更应格外审慎。”
刘英女士，张闻天的夫人，以及众多革命先辈，对徐明清的坎坷命运深表同情。他们多次劝说她将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以警醒和启迪后人。
在众人的热烈鼓舞与坚定支持下，历经艰辛的徐明清重新执笔，忠实地记录下自己饱经世事的传奇人生。2001年，正值她九十岁寿辰，一部三十余万字的著作终于完稿。老将军肖克欣然挥毫，为这部作品题写了书名。“明清岁月”刘英题签书稿。“为留清白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