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是战局由防御转向进攻的重要转折。近年来，围绕这一战略行动出现了一些争议，包括：部队在大别山未能稳定立足，兵力损失严重；重装备落失导致攻坚能力削弱，也未与其他野战军在中原合力歼敌；甚至有人认为，刘伯承元帅在毛主席做出决策时，并未如粟裕将军那样提出异议，坚持留在中原展开大战。针对这些声音，本文试图根据历史材料，还原当时全局与选择的背景。
抗战结束后，人民军队形成了七大战略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约42万，为当时最为强劲的主力之一。随着中央确定争取东北的方针，整体战略由南北并重转向以北为主、南为辅。中原地区逐步成为被迫放弃的防御地带，华中大片失守，而东北战事又不顺利。进入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转向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前线形势空前紧张。中共中央机关在胡宗南重兵压力下，依靠灵活机动作战方式周旋，整个战局亟需突破口。
在关键节点，毛主席致电刘邓，要求“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以此制造战场上的大变局。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对于整体格局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邓小平曾形象比喻：“我们像一根扁担，一头担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可见责任之重。按照战略部署，12.3万大军夜渡黄河，突破国民党设防。蒋介石部署重兵围剿，试图合围歼灭，但刘邓部迅速机动，一番激烈战斗后，歼灭敌军五万余人，打破了敌人防线，扭转了鲁西南的被动局面。
在连续作战后，刘邓部队人马疲惫，却接到中央连发两封“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其主力继续长驱南下，迅速进入大别山。这一决策，意味着完全丧失后方支撑，冒险深入敌后。历史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大转移，以及西路军远征遭遇挫败，都是典型的根据地丧失带来惨重损失的教训。从全局考虑，刘伯承和邓小平遵令整顿八日，毅然渡过黄泛区及多条大河，推进至大别山区域。
对于此役的质疑，相当部分源自对人员与装备巨大消耗的惋惜。数据显示，南下部队12.4万人，八个月后转出仅余近六万，同时重武器损失殆尽。直到淮海战役前，刘邓部队的攻坚能力均未能恢复昔日水准。相比之下，华东、东北及西北野战军战力逐渐强盛。显然，挺进大别山是一场极为艰险并付出巨大代价的战略行动。毛主席在1948年春《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对此有明确评价：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部队自前一年南渡奔袭，迅速改变了华中局势，战略上极大吸引消耗了国民党主力，使其被动应对，意义深远。
刘伯承元帅事后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回忆录中，这次战略进击如同利刃直插敌腹，与其他战区互为呼应，促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彻底扭转了全国战争格局，为最终胜利创造了主动条件。而长期以来，有关刘伯承为何未曾提出异议，部分舆论喜欢拿粟裕将领的“直言劝谏”做对比。确实，粟裕曾在起义初曾提出与中央不同见解，并取得了苏中战场的初步胜利，之后再次建言不越长江而主战中原，最终他留在中原大量歼敌。实际上，两人立场并无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两次行动所处背景、敌情已发生显著区别。3个纵队越江与12万人挺进大别山，同为解放战争中极为关键的战略选择。
毛主席之所以指挥千里挺进大别山，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考量。苏区反“围剿”教训，主动变换战场，以突破敌人包围、保存自己为上策。以往一味坚守根据地虽然能争取局部胜利，长期却导致力量与物力消耗殆尽。把战事推向敌据重地，拔除其统治根基，成为首要目标。另大别山区地处鄂豫皖要冲，能够直接影响长江流域关键城市。刘邓部队在此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有战术威慑作用，还为大规模战略反攻奠定坚实基础。
战争最终拼的是消耗与补给。刘邓部队大纵深作战，牵制敌军重兵南移，明显缓解了陕甘宁、山东和东北等正面压力，也让其他解放区有了调整与恢复的空间。蒋介石本人在1947年青岛军事会议时，对此举亦评价为“建立了另一战场……主动进击，历尽千辛，达成了目的。” 多年以后，著名军事家郭汝瑰回顾当时的决策，亦高度评价毛主席对时局的深刻洞察与统揽全局的气魄。
可以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场缺乏后方、彻底深入敌后的大手笔。没有当时这一步，解放战争可能需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甚至出现意想不到的不可逆变化。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正是一次次冒险中选择了最为艰难的路，最终赢得了全局胜利。
参考文献：
1. 《挺进大别山》，骆荣勋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2.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王世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3. 《郭汝瑰回忆录》，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