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最牛的“大管家”，竟被贺龙当面抢走，主席亲自批条。
这事儿，得从1952年那个秋天说起。
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楼。贺龙元帅的脚步，像踩着鼓点，快得能刮起一阵风。他刚从成都飞来，军帽攥在手里，推开彭德怀办公室那扇门时，身上的呢子大衣仿佛还带着西南的潮气。
屋里，彭德怀正戴着老花镜，跟一堆志愿军的后勤报表较劲。铅笔在纸上划拉的“沙沙”声，在贺龙进门那刻，戛然而止。
贺龙也不绕弯子，开口就是一句：“彭总，我今天来，是跟你讨个人！”
一句话，就把天给聊死了。
彭德怀抬起头，眼神从镜片上方射出来，像两把钩子，锐利得很。他太了解眼前这个老战友了，贺龙能亲自跑来“讨”的人，绝不是什么小角色。
“你要哪个？”彭德怀把铅笔往玻璃杯里一放，水面荡开一圈黑色的石墨。
贺龙把帽子往桌角一搁，嘴里蹦出三个字：“张宗逊。”
彭德怀的眉毛，几不可察地跳了一下。
张宗逊是谁？他当时是西北军区的副司令，彭德怀手底下最得力的“大管家”，整个西北后勤的“总CPU”。志愿军前线运回去的每一车弹药，每一袋炒面，都得从他手里过。可以说，彭德怀坐镇北京，之所以能遥控西北，张宗逊就是他最稳的底盘。
彭德怀没立刻答话，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作战地图前。手指在甘肃、宁夏那块儿划拉了一下，声音沉沉的：“西北五省的匪患才刚清完，铁路也就通到武威。宗逊要是走了，我这条补给线，就悬了。”
贺龙能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急。
西南的康藏公路，修到昌都就卡壳了。前面是海拔五千米的雀儿山，当地人叫它“鬼门关”，空气稀薄得连火柴都划不着。修路的总指挥，必须是个上能算计炮弹，下能抡镐抬石头，还得懂怎么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变出粮食的狠人。
放眼全军，谁最合适？只有张宗逊。红军时期他就当过供给部长，抗战时又带着三五八旅在南泥湾，把荒山变成了米粮川。论开路，论后勤，他是教科书级别的人物。
两个老帅就这么对视着，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突然，贺龙咧嘴一笑，从兜里掏出一份电报，“啪”一下拍在桌上：“主席已经画了圈，你可别瞪我了。”
彭德怀拿过来一瞅，电报抬头是“中共中央军委10月5日”，内容极短，大意是同意张宗逊调往西南，修建康藏公路。末尾，是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毛泽东。
彭德怀把电报折成一个小方块，塞回贺龙的口袋，声音低了下去：“老总，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啊。”
贺龙脸上的笑容却收了起来，语气变得无比严肃：“不是我要斩，是那路要斩！雀儿山不等人，再拖半个月，大雪封山，今年就全白费了！”
沉默。良久的沉默。
彭德怀按了下桌上的电铃，对进来的警卫员说：“去，把张副司令请过来。”
十分钟后，张宗逊推门而入，脚上还带着沙苑农场的泥。彭德怀开门见山：“宗逊，贺老总点名要你，去西南修公路。你自己怎么想？”
张宗逊愣了一下，随即挺直了腰板，声音洪亮：“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彭德怀点点头，回头对贺龙说：“人，可以给你。但得等我三天，西北的后勤，必须交接清楚了才能走。”
贺龙伸出手，两个老帅的手在地图下“啪”地一声拍在一起。没有合同，没有文件，这一下，就是千金一诺。
三天后，北京前门火车站。
彭德怀亲自来送行。没有鲜花，没有横幅。他把一个铝皮饭盒塞到张宗逊手里，里面是六个刚出锅的猪肉白菜包子，还烫手。
“到了昌都，就吃不上这个了。”彭德怀的话，简单，却重如千钧。
火车鸣笛，白色的蒸汽升腾。贺龙从月台另一头大步赶来，手里拎着一件崭新的羊皮大衣，一把扔上行李架：“那边零下三十度，你那棉袄顶不住！”
张宗逊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上车。车门“咣当”一声关上，隔开了一个时代。
康藏公路的工地，比地狱还苦。
雀儿山垭口，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四成。一个壮汉抡几下铁锹，就得蹲在地上喘半天。张宗逊把指挥部直接安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山洞里，早上起来，头发能跟枕头冻在一起。
他干的第一件事，叫“定量供血”。每人每天三钱盐、五钱油、一斤青稞面，重体力活的，再加二两酥油。这是活命的底线。
第二件事，改造工具。他把缴获的日军山炮炮管，锯成三尺长的尖头镐，又轻又硬。靠着这种土办法，效率翻了好几倍。要知道，当时国家连像样的地质勘探都做不了，筑路部队几乎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摸着石头过“天路”。
三个月，仅仅三个月，五星红旗就插上了雀儿山主峰。而张宗逊自己，瘦了整整十八斤。他给彭德怀写的第一封信，只有一句话：“补给线已打通，请老总放心。”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在拉萨胜利会师。那天，贺龙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把第一杯庆功酒洒在地上，对着北京的方向：“这杯，敬彭老总！没有他放人，我们现在还在雀儿山上啃冰疙瘩！”
而在北京，彭德怀把张宗逊寄回来的那面褪了色的五星红旗，摊在办公桌上，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对秘书说：“宗逊没给我丢脸，也没给西北丢脸。”
这条路，全长2255公里，平均每一公里，就倒下了1.2个年轻的战士。三千多个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
故事到这里，本该画上句号。可谁也没想到，这次“讨人”，在十年后，掀起了另一场风暴。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蒙冤。有人劝当时已是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宗逊，赶紧“划清界限”。
张宗逊什么也没说。他默默从箱子底翻出那件贺龙送的羊皮大衣，就挂在办公室里，谁来都看得到。他对家人说：“我张宗逊这辈子就两件宝，一件是彭总给的包子味，一件是贺老总给的羊皮味，谁也别想让我扔了！”
贺龙听说后，只淡淡说了一句：“老子没看错人。”
而远在吴家花园种地的彭德怀，也收到过一个没有寄件人姓名的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双崭新的高腰军靴，鞋底上刻着一行小字：“橡皮山1953”。
他根本不用猜，就知道是谁寄来的。
今天，你若开车走318国道，会在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块斑驳的石碑，“康藏公路牺牲烈士纪念碑”。而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那个装过六个包子的铝皮饭盒，也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
一块石碑，一个饭盒。隔着四千里的山水，遥遥相望。
那是一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对话。
一个说：“人，我给你了。”
另一个答：“路，我修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