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中南海勤政殿外飘着小雪，空气里混着松烟和寒意。
屋内灯火通明，几十位来自不同战线的代表围坐三张圆桌，等待寿星毛主席的出现。
钱学森第一次走进这里，目光里有敬意，也有探寻。
门口一声脚步，毛主席披着深色大衣大步进来。
掌声刚落，他笑着向众人摆手，顺手抓起一把奶糖，像老朋友般挨个分给大家，气氛立即松快不少。
端起第一杯茅台，他看向钱学森，语调爽朗：“听说咱们的导弹，得靠你多费心。”一句话把风头推给了那位瘦高的科学家。
钱学森略红了脸，起身答道：“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远。”几杯酒下肚，毛主席从怀里掏出自用“白沙”，捏出一支，侧身递向钱学森。
钱学森本不抽烟，可对方毕竟是主席，他忙双手伸去接。
就在指尖几乎碰到烟纸的瞬间，毛主席忽然把手一收，轻轻一笑：“还是得自力更生嘛，外援要是不给，可就连这支烟都没了。”满屋先是一愣，继而爆出一阵会心笑声，尴尬烟消云散。
一句玩笑，却点中了当时中国最棘手的难题。
七年前，苏联专家一句“合同终止”，卷着全部资料撤离，“外援”三个字瞬间变得飘忽。
关键技术永远握在别人手里，哪怕给一座金山，也造不出属于自己的导弹。
毛主席那晚的收烟动作，看似俏皮，实际像一记警钟——靠人不如靠己。
话题转到回国往事，钱学森的语速慢了下来。
1955年秋，他历经软禁、谈判、交换，才踏上回国邮轮。
舷窗外是太平洋风浪，舷窗内他写下一句话：“外国人能做，中国人一样能做。”脚刚落地，中央安排他直奔东北、华北几百家厂矿院校，摸底航空工业。
调查报告厚厚一叠，结论却简单直白：底子薄，但并非零基础；要快，就争取借力；要久，就抓紧育人。
1956年2月，他熬了整整一夜，写成《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草稿里反复出现两个词——“系统”“人才”。
他把专业分成空气动力、结构、推进、控制、火箭五大板块，逐条标出需要多少工程师、哪年必须成才。
通篇没有豪言，有的只是密密麻麻的里程碑和时间表。
周恩来当即批示呈交毛主席。
毛主席阅后拍板：“按钱学森的意见办。”几天后，在菊香书屋见面时，他拉着钱学森的手说：“组织各部门一起搞导弹，你牵头，有信心没有？”钱学森低声回：“只怕干不好。”主席摆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一句鼓励，像是把责任也一并压在他肩头。
接下来四年，实验场从荒滩上拔起，风洞、静力架、发动机台架同时开工。
年轻工程师白天调图纸，夜里睡行军床，甚至把旧火车皮改成计算间。
有人回忆：“那阵子，灯一黑就觉得心里空，恨不得机器整夜轰鸣。”自力更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盏盏彻夜不熄的白炽灯。
1960年夏天，苏联专家全部走人，关键零部件样机带走大半。
基地一时群情低落，钱学森却拍拍桌子：“他们能带走的是金属，带不走的是我们的脑子。”他当场把任务拆分：发动机组攻燃烧不稳，制导组盯陀螺漂移，结构组算载荷裕度；节点写在黑板，谁也别想逃。
两年后，“东风一号”竖立在戈壁。
倒计时零点，指挥员喊出“点火”。
烈焰腾起，导弹射向碧空，十分钟后落在预定坐标。
控制台里的科研人员抱在一起嚎叫，沙尘扑面也顾不上擦。
电话线另一端，聂荣臻的声音因为激动略带颤抖：“中国有自己的导弹了！”自此，卫星、返修火箭、高空探测器接连提上日程。
1970年，“东方红一号”播放的乐曲通过短波传回地面，钱学森抬头看着夜空，眼眶微红，却只是淡淡一句：“总算对得起那句自力更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外界热烈追捧时，他一直保持克制。
有人递上厚厚的津贴表，他轻轻推回：“我是搞科研的，不是大官，该给谁就给谁。”对“学习钱学森”运动，他只说：“别把我捧得太高，路还长。”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上，毛主席特意补上了钱学森的名字。
翌年9月9日，噩耗传来，钱学森在灵堂前恭恭敬敬三鞠躬，沉默良久。
守灵第三晚，他对身边助手低声叮嘱：“别忘了‘自力更生’四个字。”短短一句，再次点出那支“被收回的香烟”背后的深意。
回看整段历程，从一张意见书到一枚导弹，从一声玩笑到一套体系，自力更生不仅让中国突破了技术封锁，也塑造了几代科研人的精神肌理。
毛主席递烟、收烟不过数秒，却成为后来者心头一盏长明灯。
钱学森的故事，像极了那句老话：“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自己最牢。”从一支烟到一枚导弹，从一声玩笑到一套体系，自力更生不仅让中国突破了技术封锁，也塑造了几代科研人的精神肌理。
毛主席递烟、收烟不过数秒，却成为后来者心头一盏长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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