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先抓鸡，不只是饿，更是因为在日本吃不起！
村口的土狗一通狂吠，声音里都透着一股子惊恐，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心里就得咯噔一下。不用问，肯定是那帮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小个子”又来扫荡了。他们进了村，烧杀抢掠先不说，各家院子里那几只正刨食儿的老母鸡，指定是头一个遭殃。
很多抗战片里都有这么一幕，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在村里追着鸡跑，闹得个鸡飞狗跳。咱们看着觉得滑稽，可这背后，藏着的是日本陆军一段说不出口的辛酸和整个战争机器运转不灵的尴尬现实。
你以为他们就是单纯饿疯了？那可把事情想简单了。
战争刚开打那会儿，从日本本土过来的兵，伙食标准那叫一个高。他们有专门的《陆军战时给与规则》，里头对士兵每天摄入的热量、蛋白质、脂肪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最让人口水的，就是那个牛肉罐头，正经的牛肉块，配上土豆胡萝卜，浇在米饭上，香得能把人魂儿都勾走。当时他们做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后勤补给自然是卯足了劲儿供应。
可谁能想到，这仗一打就是八年，中国这片土地，愣是成了一个巨大的泥潭，把他们死死陷在里头。战线越拉越长，从松花江一直拖到中南半岛，后勤补给线被抻得比面条还细，随时都可能断掉。
更要命的是，他们在太平洋捅了马蜂窝，跟美国人动上了手。这下好了，以前还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钢铁、橡胶全给断了。国内的资源要优先供给海军造军舰、造飞机，轮到中国战场上这帮陆军“马鹿”时，那点家底就更不够看了。
于是乎，前线士兵的伙食标准是一降再降。牛肉罐头成了传说，能有几块咸萝卜干下饭就算改善生活了。饭团里掺的都不是正经大米，而是各种杂粮，甚至还有高粱米，剌嗓子。
就这点口粮，还得经过层层盘剥。军官们把士兵的口粮克扣下来，转手倒卖给中国的日本侨民，或者干脆卖给伪军，中饱私囊。这种事在当时的日军内部，简直是公开的秘密。前线士兵饿得前胸贴后背，后方的仓库里却可能堆满了变质的军粮。
补给送不上来，自己带的又被长官黑了，咋办？日本军部给他们想了个“好主意”，叫“就地征收”，说白了就是抢。他们把这种行为美其名曰“現地調達”，仿佛是在进行什么正当的物资筹措。
那抢什么呢？大城市早就被他们搜刮过几遍了，只能把目光投向广大的中国农村。
农村里有啥？猪、牛、羊、鸡、狗。日本兵不怎么吃狗肉，暂且放过。牛和马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一个村子也未必有几头，金贵得很，农民会拼了命地保护。猪和羊个头大，目标也大。你想想看，一群日本兵赶着一群嗷嗷叫的肥猪在山路上走，那动静得多大？这不是明摆着给山里的八路军、游击队送靶子吗？李云龙的独立团最喜欢干的就是这种“半路发洋财”的买卖。
算来算去，最合适的目标，就只剩下鸡了。
鸡这东西，在中国农村太普遍了。它不挑食，给点菜叶、米糠，自己再刨点虫子就能活。养鸡的成本极低，下的蛋还能给家里人补充点宝贵的蛋白质。一只鸡，抓住了，把翅膀和腿一捆，往背包上一挂，不占地方，也不影响行军。回到据点，拔毛开膛，架在火上一烤，或者直接扔锅里炖汤，就是一顿难得的“牙祭”。
这事儿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层。对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在中国农村随便就能抓到的鸡，在他们自己国家，那可是个稀罕物。
根据1938年日本农林省的统计数据，当时在东京，一公斤鸡肉的市价是0.88日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同期的猪肉价格是0.78日元，牛肉不到0.8日元，就连我们现在不怎么吃的鲸鱼肉，一公斤也才0.44日元。鸡肉，居然比牛羊肉都贵。
而一个最底层的日本二等兵，一个月的津贴是多少？区区6日元。这点钱，就算不吃不喝，也就能买不到7公斤的鸡肉。所以，在日本国内，普通家庭想吃顿鸡肉，那得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
这么一对比，你就明白了。这帮日本兵在中国农村抓鸡，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有一种占了天大便宜的快感。这可是在日本国内都舍不得吃的“高级料理”，如今在这里却能不花一分钱就弄到手。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有时候比生理上的需求更让他们兴奋。
所以，电影里那些滑稽的追鸡场面，背后其实是一笔精明的经济账和一本沉重的战争史。它反映的是日军后勤的崩溃，是战争资源的枯竭，也是侵略者深入骨髓的贪婪。
说到底，那一只只被追得满院子乱飞的鸡，见证的不是什么喜剧，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它用最微不足道的方式，揭示了那场战争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一个国家被自己的野心拖垮，它的士兵，最终也只能靠着从别国最贫苦的农民那里抢来的几只鸡，来维持自己可悲的体面和早已麻木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