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整个中国都喘着粗气，渴望着和平。一纸停战协定签下来，很多人都觉得，这下总算能过安生日子了。
但这和平，是真的吗？
明面上，国共美三方成立了军调处，到处派驻执行小组，监督停火。美国派来了德高望重的马歇尔将军，这位二战盟军的功勋人物，亲自坐镇调停，看起来诚意满满。可谁都知道，谈判桌下的脚，可从来没老实过。蒋介石的算盘珠子，崩得比谁都响，那就是“假和平，真备战”。
就在这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山东晏城悄然打响。
我叫萧锋，时任渤海军区警6旅旅长。上级一纸命令，让我代表我方，去跟国民党和美国人掰手腕。说实话，跟国民党谈判，我不是头一回。当年跟东北军的白凤翔谈过，也跟朱怀冰的中央军掰扯过，都算是“深入虎穴”还能全身而退。
但这次，不一样。桌上多了个“洋裁判”——美国人。
1946年3月12日，美国葛卢里上校，国民党王惟权上校，还有我方的糜庸上校，三方人马在禹城坐了下来。一开场，我就感觉不对劲。美国佬和国民党穿一条裤子，上来就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没诚意，搞突然袭击。东拉西扯半天，图穷匕见，核心就一个：让我们修通胶济和津浦铁路。
这是什么意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铁路一通，他们的美械部队就能长驱直入，直接开进我们解放区的腹地。
可我们当时，还是抱着那么一丝对和平的幻想，加上缺乏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竟然答应了，同意先修通德州到禹城的公路和铁路。这一下，算是给对方送了个大大的“甜头”。
当天晚上，我们连夜开会复盘。地委常委同志们都说，这协议签得太草率了，简直是“交了学费”！这不等于给敌人递刀子吗？我们立刻总结教训，决定在下一次谈判中，必须把丢掉的场子找回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3月15日，谈判地点换到了晏城车站的一列火车上。我一上车，眼角余光就瞥见一个不该出现的人——伪军第36师师长，王波荣！
好家伙！这可是个铁杆汉奸，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二鬼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少将，居然也配坐上谈判桌？
简直是天赐良机！
等美国葛卢里上校宣布开会，我立马第一个开炮，声音不大，但字字千钧：“我是济北前线代表萧锋。我们是抱着十二万分的诚意来谋求和平的。但是，我旁边这位王波荣师长，他是什么人？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全国人民唾骂的汉奸！根据停战协定，所有伪军必须就地缴械！他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他和他手下的伪36师，必须马上投降！”
我话音一落，整个车厢都安静了。国民党代表王惟权脸都绿了，美国人葛卢里上校也一脸错愕。我接着加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晏城车站周围大修工事，这是要干什么？准备打内战吗？这些问题不解决，今天的会，我看就没必要开了！”
几方人马吵作一团，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葛卢里上校只好无奈地宣布：“休息，休息一下。”
会间休息，那个王波荣师长，灰溜溜地就溜走了。
会议继续，我乘胜追击：“各位看看窗外，听听枪声！就在我们谈判的时候，禹城方向，你们的国军还在猛烈进攻！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车顶飞过，这火车随时都可能被打穿！在这种环境下谈和平，你们觉得有诚意吗？所以，之前说的修复铁路公路的事，我们暂时不能执行！”
我方代表糜庸上校立刻跟进，表示完全支持。这下，美蒋方面彻底没辙了，只好草草收场。
这次交锋，我们不仅敲打了伪军的嚣张气焰，还争取到了美国人的某种“中立”。当晚，北平军调处就发来电报，表扬我们“斗争讲究策略，处理机动灵活”，还传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等首长的指示：可以给美国人一点面子，铁路可以修到禹城，但再往北，一步也不行！
我们立刻行动，发动部队和民兵，三天时间，就把济南到禹城的铁路修通了。当火车鸣着久违的汽笛开进禹城站时，连我自己都有点恍惚。
葛卢里上校亲自下车迎接我，握着我的手，感慨万千：“萧将军，还是你们言而有信，效率惊人！”
我笑着说：“上校先生，只要国民党不捣乱，别说修到德州，就是修到天津也不难。老百姓一听和平了，都主动把当年藏起来的铁轨送回来了。”
这番话，说得旁边的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那天晚上，葛卢里上校和我散步，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国民党政府太无能了，这个国家，早晚是共产党的。”说完，他从胸前口袋里，摘下了一支派克钢笔送给我。
你以为这就完了？故事的高潮，或者说，最阴险的杀招，才刚刚开始。
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蒋介石就准备在谈判桌外搞事了。他要制造一场惊天血案，把脏水全都泼到我们身上。
1946年4月18日，军调小组的火车从禹城返回济南，在进入国民党占领的桑梓店地区时，突然遭到伏击！枪声大作，国民党联络副官雷奋强和我方联络官刘秀仁，当场中弹牺牲。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雷奋强事件”。
事情一出，国民党方面根本不调查，立刻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铺天盖地地把“凶手”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济南城里，到处都是“严惩凶手萧锋”的大标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这个抗日时期颇有名气的悍将，此刻也露出了青面獠牙。他亲自打电话给我，甜言蜜语地邀请我“去济南共商国是”。
幸亏我的联络副官机警，提前告诉我这是个鸿门宴，我才没去。否则，只怕是有去无回！
这种贼喊捉贼的“苦肉计”，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他们不仅在山东制造了“晏城事件”，还在河北炮制了“安平事件”，目的只有一个，撕毁停战协定，为发动全面内战寻找借口。
我们一边严密布防，一边加紧调查取证。最终，在美方代表的现场勘察下，真相大白：子弹是从国民党阵地方向射来的，而且专打火车头，美国人所在的车厢毫发无损。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和栽赃！
蒋介石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停战的这几个月，国民党忙着搞阴谋，我们也没闲着。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我们利用这宝贵的“和平”窗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百日大练兵”，政治上扫除和平幻想，军事上苦练杀敌本领，把部队磨砺成了一把无坚不摧的钢刀。
很快，这把钢刀就见了红。
盘踞在德州的大汉奸张光弟，抗战时是日寇的走狗，日本投降后，他的5000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第13旅。他们仗着有蒋介石撑腰，不断袭扰我解放区，残害干部群众，简直是民愤滔天。
1946年6月，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一声令下，解放德州的战役打响了！我率领警6旅，在晏城一线，死死顶住了王耀武从济南派来的近万援军。经过数日激战，德州解放，伪旅长张光弟被击毙，所谓“鲁北剿共司令”王继祥被活捉。
德州、周村、张店等地的解放，像拔钉子一样，清除了敌人伸向我们解放区的触角，让鲁中和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回望那段岁月，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与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交相辉映。那支美国上校送的派克钢笔，见证了短暂的和平与虚伪的友善；而那场未遂的暗杀，则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从来不是靠乞求和谈判得来的，而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真正的较量，终究要在战场上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