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戴季英同志随即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并兼任开封市委书记一职，而此时开封正是河南省的政治中心。然而，戴季英同志深信，凭借其深厚的资历与卓越的贡献，他理应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掌舵人。
1951年岁末，戴季英不避嫌隙，致信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河南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发起指责，且公然表露心迹，恳请担任中央委员及河南省委书记之职。
毛主席览阅此信后，怒不可遏，断言“戴季英已无药可救。”随即向中央办公厅下达批示：“党无需此类高级干部。此类人物，应予以开除党籍，剥夺公职，且不得再启用。”
1952年二月，戴季英遭受党籍开除的处分，回归故里进行自我反省。自此，这位我党资深的高级干部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悄然隐退。
1955年10月11日，在党的七届六次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指出：“谁能在人生中不犯错误呢？每个人多少都会犯些错误，大小不一。真正不可救药的人极为罕见，诸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以及陈光、戴季英等人。除这些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通过同志们的帮助来纠正错误的，具有被挽救的潜力。”
01、参与黄麻起义
戴季英，生于1906年2月28日，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檀树岗戴世英村一个富足的家庭，又名继英。他早年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6年7月，20岁的戴季英投身共青团组织，迅速崛起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翌年2月，身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的进步学生，他正式踏入中国共产党的大门。
1927年6月，戴季英遵照组织的部署，返回故里，投身于农民运动的策动工作，并担任中共黄安临时书记一职。至同年9月，黄安地区——麻城两县党组织发起了“九月暴动”。戴季英担纲领导了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不久后，他跻身黄麻起义总指挥部要职，并于10月14日率领起义农民成功攻占黄安城，一举歼灭了县警备队。11月18日，在革命圣地大别山区，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经过改编，正式更名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面对国民党军12军的猛烈反攻，我军兵力悬殊，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在激烈的战斗中，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与戴季英共同领导起义部队撤至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继续展开游击战，此事件被誉为“木兰山72壮士”的英勇事迹；同时，王树声则带领一小股力量在黄麻北部区域坚持抗争。
02、建鄂豫皖根据地
1928年春，余部黄麻起义的武装力量被改编为我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同志被任命为军长，戴季英同志则担任了第7军党委委员的重任，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戴季英继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之职。他积极组织并引导农民投身土地革命，激励他们加入红军的行列。当年10月，他荣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一职。翌年12月，戴季英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投身于领导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之中。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式成立，沈泽民，茅盾的胞弟，担任了书记一职。戴季英则被选为省委委员，成为沈泽民在军事领域中的得力助手。翌年4月，戴季英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的政委，他率领部队在皖西地区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然而，第四次反“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主力部队不得不西撤，而戴季英所率领的第74师则留在了鄂豫皖地区，继续坚守阵地。在这一阶段，戴季英的战功尤为卓著。
1933年3月4日，以74师为核心力量的红25军，在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现属新县管辖）与西北二马之一的马鸿逵所率第105旅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这场战役被铭记为“郭家河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25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不足三十人的伤亡代价，成功全歼了国民党军两个团。此次胜利中，我军击毙了207团团长马兆图及副团长吕宗文，并俘虏了205团团长马鸣及以下官兵两千余人。同时，我军还缴获了山炮一门、迫击炮八门、机枪十二挺以及长短枪两千余支，以及战马百匹以上。
1933年4月8日，戴季英荣获晋升，荣任红25军政治委员一职，并兼任第74师政治委员以及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从而跻身于坚守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核心领导行列。
四月的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度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成功击退了由“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率领的四个师的兵力。在这场战役中，红军共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多团，从而挫败了他们围剿红军的企图。“潘家河战斗”的胜利，戴季英的贡献尤为突出。
历经这两场激战，红25军的军威显著提升，兵力迅速扩张至一万三千余人。
然而，因左倾路线的失误，红25军历经黄安七里坪之战而未能取胜，导致伤亡逾6000人，军力遭受严重损失。至7月，面对敌人高达10万之众的第五次“围剿”，25军遭受重创，全军人数锐减至仅剩3000余人。
在严酷的游击斗争中，戴季英常常亲临会议现场，深入探究干部与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及纪律执行状况，与他们促膝长谈，阐释革命真理。战时，他亦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勇闯枪林弹雨。
03、白雀园反“肃”
1931年，张国焘抵达鄂豫皖地区，意图树立威信，随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其中，白雀园的一次肃反事件尤为惨烈，导致了众多干部的丧失生命。
戴季英原本仅为本地的一名干部，并未得张国焘青睐。然而，他如今却身居鄂豫皖省委苏维埃保卫局审讯科长的要职。为了赢得张国焘的信任，他在肃反运动中表现得异常踊跃，堪称张国焘与周纯全的忠实同谋。
在审讯红军军长许继慎与周维炯等同志之际，戴季英在屡次施以严刑拷打却未能获得满意的答复后，遂狠下杀手。他指使执法队以绳索将其绞杀，并将尸体秘密埋葬于山沟之中。
第4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四方面军主力西征，留下部队在鄂豫皖，由省委书记沈泽民领导重组，戴继英担任鄂豫皖省委委员兼红25军74师的政委，师长是25军的副军长徐海东兼任。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围剿，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戴季英在74师积极配合沈泽民的肃反，大肆逮捕杀人。他曾经下令把74师220团的团政委、参谋长等49人捆起来，他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问不出口，他便直接下令让警卫员拉出去杀害，这一幕恰巧被师长徐海东看到，徐海东急了，吼道：“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得肃反的规矩，没有口供正说明他是坚定的反革命分子，不愿透露他们的组织。”最终，这49人全部被杀害。
戴季英竟向沈泽民诬陷徐海东，此举令沈泽民也开始怀疑徐海东是否为反革命分子。徐海东至此被逼至绝境，他不愿再忍受，决心以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在一次激战中，他手持大刀，仅着裤头，裸露着胸膛，勇猛地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成功击溃了敌人。目睹此壮举的沈泽民，至此方才确信徐海东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
战火纷飞之际，戴季英在后方全力推进“肃反”运动，众多干部与战士无辜被扣上“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帽子，遭拘捕。在此期间，饥饿、伤亡以及“肃反”带来的恐慌，对红军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尽管如此，中共鄂豫皖省委仍发布通告，指责部分领导人在“肃反”中表现出右倾思想，并下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红军队伍中的‘肃反’工作”。正是如此，戴季英在74师的“肃反”行动进一步扩大。红25军原本1.2万人的队伍，在短短43天内锐减至6000余人。
04、北上长征
1934年11月，红25军的主力部队，共计2800余勇士，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整编。他们高擎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战旗，踏上了北上的征程。戴季英同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随程子华军长与徐海东副军长均身负重伤之际，戴季英接任参谋长之职，协助军政委吴焕先打理军务。吴焕先不幸牺牲后，戴季英有意愿接任政委一职，然终未如愿。此后，程子华接任政委职务，徐海东则继任军长，而戴季英依旧担任参谋长一职。
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戴季英曾施以援手，成就了一桩善举。那是在一场激战后，担任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的刘华清不幸受伤，按照规定，他必须留下休养，无法继续随大部队前行。然而，刘华清却坚决要求随队前行。最终，戴季英做出了决定，同意带着他同行，并慷慨赠予一匹坐骑。此举无异于挽救了刘华清将军的性命，也间接地保留下了一位开国上将，以及后来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对此事铭记在心，即便在晚年，依然感慨不已。
戴季英亦曾犯下一失，那是在25军即将抵达陕北苏区之际。因他在部队启程前的动员讲话中言辞冗长，致使敌军趁势追击。在韩天楚与刘震指挥部队全力掩护下，徐海东方才成功突围。然而，此次行动付出了惨重代价，部队伤亡逾200人，更有团长壮烈牺牲。许多将领在事后回忆此事件时，仍感痛心疾首。此外，戴季英还曾怀疑25军医院院长陈信忠，因陈系国军投诚而来。戴季英一度欲将陈信忠处决，幸得程子华极力营救，陈信忠方幸免于难。日后，陈信忠官至开国少将，并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之职。
红25军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所率领的陕北红26军、红27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05、陕北肃反
正当蒋介石集结十万大军，对陕甘及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人竟下令启动所谓的“肃反”行动，其锋芒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者刘志丹。
戴季英，长期致力于“肃反”事业，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之职。他天生对肃反工作怀有深厚的兴趣，在此关键时刻，再次挺身而出，成为这场斗争的先锋。
一时之间，戴季英将陕甘边根据地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以及红26军营级以上干部悉数拘捕。26军的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亦未能逃脱此劫。在审讯过程中，戴季英多次亲自操起皮鞭，对刘志丹、高岗进行了残酷的鞭打。此外，他还将刘志丹年仅五岁的女儿的母亲送入了劳改队。
在戴季英的操控之下，西北苏区险些遭受灭顶之灾。幸赖中央红军在关键时刻抵达陕北，才得以迅速叫停。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发现戴季英所获取的口供，大半是通过刑讯逼供所得，更有部分是伪造的。鉴于此，主席对戴季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周总理更是义愤填膺，对戴金英言辞激烈：“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而你这种真正的革命者，却是绝不能有的。”
不久，戴季英的职务被剥夺，他亦遭到了党内的严肃警告处分。
06、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之际，戴季英再度获任，跻身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之职。彼时干部人才稀缺，中央对此亦给予了高度关注。
原段落：4支队的前身是红28军。28军是红25军长征以后由这个所留余的这个部队组建。据戴季英说，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还是由他批准入的党。后来戴季英和高敬亭同在红25军分别担任74师和75师的政委。两个人爱好相同，都爱好书法，兴趣相同，关系也很好。红28军，作为4支队的前身，系由红25军长征后所遗留的部队重新组建而成。戴季英曾提及，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正是在他的批准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戴季英与高敬亭均在红25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分别担任74师和75师的政委。他们不仅志趣相投，均热爱书法，且彼此间关系融洽。
当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之际，中央最初派遣了鄂豫皖根据地黄麻起义的杰出领导人郑位三担任政委，与高敬亭共同领导。然而，郑位三抵达后，因对高敬亭执行的肃反政策提出批评，反遭其打击与阻挠。无奈之下，高敬亭向延安提出请求，希望戴季英能来与他并肩作战。
原先计划接替郑位三政委一职，然而高敬亭在他履新之初便对他施以重压，径自宣布戴继英将担任政治部主任。两人原本地位相当，且自己的资历亦在对方之上，如今却沦为他的下属。尽管戴季英强忍了下来，但自此对高敬亭心生芥蒂。
戴季英不善。高敬亭在与对方交谈时，言语间显得颇为不恭，这让他感到极不舒服。自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彼此心生戒备。曾有一次，高敬亭提及机要员江腾蛟与戴季英关系密切，涉嫌暗中举报，便将江腾蛟痛打至体无完肤，随后更是在戴季英驻地的周边徘徊，故意让他目睹这一幕，以儆效尤。此举令戴季英心生恐惧，不得不撤至某团避难。
高敬亭最终遭受了杀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违背了上级的指令，私自建立独立势力。然而，戴季英在此事中亦难辞其咎。高敬亭遇害的直接触发点是他的下属团长杨克志以及政委曹玉府的背叛。戴季英主持召开了干部大会，对杨、曹二人进行了批判，而随着批判的深入，事件逐渐关联到了高敬亭的身上。
原本众多干部就对高敬亭心生不满，加之众人纷纷罗列其种种罪状，其中不乏捕风捉影之词。然而，这些指控却向巡视的叶挺和张云逸等人揭示了高敬亭违抗军令、不遵军纪的事实，他们对此早已不满。于是，叶挺和张云逸等人向军部上报，请求对高敬亭进行逮捕。最终，高敬亭被执行枪决。
自高敬亭遇害，徐海东接掌了第四支队的指挥重任，戴季英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政治委员。两位宿敌再度携手，这一时期的共事颇为和谐。在徐海东因病卧床之际，戴季英曾临时代理司令一职，对推动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壮大和皖东根据地的建立贡献良多。然而，这段时光并未持续太久，徐海东因病离职，戴季英亦被调往延安深造，一去便是数年，仿佛再度陷入了闲置的状态。这似乎暗示了延安对他的认可度不高。在这段时间里，戴季英确实勤勉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也未对其造成影响。
在抗战的后期阶段，中央察觉到河南地区防御薄弱，遂作出决策，着手开辟河南根据地，并正式成立河南军区。王树声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戴季英则担任政委一职，同时兼任河南地区区党委书记。这段时期，无疑是戴季英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堪比一方诸侯。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兑现中央的厚望，业绩平平。在此期间，更是引发了豫西事变，给我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中央对他们的表现颇有微词。
07、解放战争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终于映照大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王树声与戴季英率领的部队与新四军第5师以及八路军359旅实现了胜利的会师。中央决策将河南军区与李先念、王震所率南下部队整合，正式成立了中原军区。起初，中央有意委派徐向前出任中原局书记一职，然而，因徐向前身体状况不佳，未能赴任。于是，郑位三接替其任，成为中原局的新任书记。
李先念、王震等人均跻身中原局常委之列，而戴季英与王树声则仅被任命为委员。中原军区下辖两支纵队，李先念出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则担任中央军事副司令员并兼任第一纵队司令，戴季英则担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则由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与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共同组成。尽管王树声和戴季英的资历均超过司令员李先念，但他们如今却甘居其下。
李先念与王震率领一路北上突围，而王树声则带领众部南下。戴季英并未随王树声一同南进，反而选择留守，与河南军区并肩作战，担负起掩护任务。任务圆满完成后，他随即加入了李先念的主力部队，一同返回延安。
不久，中原局正式组建，邓工担任书记一职，郑位三、李先念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副书记，陈少敏、刘子久成为常委成员。然而，戴季英并未在领导层中占据一席之地。传闻在刘邓大军挥师南下的前夕，曾计划成立豫陕边区，并有意任命戴季英为行署主任，但这一提议最终未能得到延安方面的赞同。
08、开封市委书记
解放之初，戴继英荣任河南省委常委及开封市委书记一职。彼时，河南省委书记张玺较之他年轻七岁，且加入党组织的时间亦晚了他八年。
戴季英对于自己的职位配置深感不悦，他自认资历深厚，五年前便已担任河南区委书记，如今却沦为一名年轻人的下属，内心颇感不快。由此滋生的不满情绪，导致他在工作中态度消极，配合度不高。这一状况一度使开封市委陷入无核心的瘫痪状态。直至1951年，戴季英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他竟不顾礼节，向主席写信夸耀自己，同时对张玺进行贬低，并要求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此行为彻底激怒了主席。
主席随即作出批示：共产党无需再容纳此类干部，此类人物理应被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并永久不得启用。1952年2月，戴季英遭受了党籍与公职的双重开除。
1960年，戴季英因在陕北肃反运动中犯有失误，再度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此后，戴季英渐渐退出了公众的视线，隐居于郑州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似与世隔绝的生活。即便在文革期间，他也并未遭遇太大的冲击，这可谓是因祸得福了。
戴季英晚年受访
历经十年的动荡之后，1984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他的党籍得以恢复，并重新享受省级干部的待遇。
1997年11月，戴季英于河南省郑州市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