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并未因抗日战争的结束而迎来和平，反而遭遇了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一轮内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此过程中逐渐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他们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全面攻势，以及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守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8年至1949年1月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赢得了辽沈与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并即将掌控平津区域。与此同时，国民党依赖的主要野战部队遭受重创，大部分已被消灭，因此在战场上取胜的希望渺茫。鉴于这一形势，国民党政府迫切寻求和平谈判的机会，意图借此喘息之机重整旗鼓。
此时，国民党内部涌现出部分声音，主张与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各自为政，稳固现有防线。鉴于这一背景，蒋介石在同年1月16日晚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就“和平谈判”展开交流。这一举动标志着当年北平和平谈判的正式启动。
1，以江河为界进行治理
众人对蒋介石的和谈诚意普遍持怀疑态度。由于接连在三大战役中失利，蒋介石于1月21日被迫辞去职务，返回宁波老家“休养”，随后由代总统李宗仁组建了新政府团队。
李宗仁内心倾向于和平谈判，因此在蒋介石离职次日，他便发电报表明国民党愿意基于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来进行协商。为了摸底共产党对和谈的立场，李宗仁相继派遣了多位代表，诸如邵力子、刘仲容、黄启汉、颜惠庆及张治中等，他们或是以官方身份，或是以个人名义，又或是作为社会人士前往北平，与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
共产党方面也接待了包括邵力子、刘仲容在内的多位人士，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同时，为展现诚意，解放军在3月份暂时停止了位于湖北孝感区域的军事行动。
自3月26日起，李宗仁一方安排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及李蒸等人构成一个谈判团队，启程前往北平。该团队于4月1日正式开始和平谈判。相应地，共产党方面派遣了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和李维汉等人组成代表团，与对方进行交涉。
此次协商的核心聚焦于国民党政府能否采纳共产党所列出的八项和平条款，并同意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提议。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涵盖以下内容：首先，要求对战争罪犯进行惩处；其次，废除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及宪法；第三，对反动军队实施民主整编；第四，将官僚资本收归公有；第五，推行土地制度改革；第六，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第七，召开排除反动分子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最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据此接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全部权力。
这些内容对李宗仁及国民党当局而言，无疑是难以认同的。具体而言，惩处战犯的提议中，涉及到了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等多位国民党高层军事与政治领导人，甚至李宗仁自己也被列入了该名单之中。鉴于当时李宗仁并未完全掌控国民党的所有决策权，而蒋介石虽身处宁波老家，却仍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对政治局势进行遥控，因此，李宗仁领导的当局对于这一提议的接受度极低。
关于撤销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与宪法，充公官僚资本，并重组军队的措施，实质上直接削弱了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法律及政治上的统治基础，这样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自然无法接受。至于废除卖国条约这一点，主要是指要求国民党废除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鉴于美国是当时国民党在国际层面的主要支持力量，因此，国民党当局同样不可能对此表示同意。
关于解放军是否渡江的问题，国民党政府持坚决反对立场。他们担忧一旦解放军成功渡江，其政权将迅速瓦解。因此，4月7日，李宗仁致电共产党，提议实行所谓的“长江分治”，并同时寻求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的援助。然而，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共产党明确反对长江分治的提议，并表明立场：“无论战争还是和平，解放军都将渡江”。
实际上，当国民党政府当初提出以长江为界分治的建议时，他们内心确实有着一定的依据。
起初，尽管国民党政权经历连串军事挫败，它依然掌握着超过200万人的庞大兵力。这些部队沿长江分布，被划分为两大区域：一是由汤恩伯统领的京沪杭警备区，其范围自江西九江延伸至上海崇明岛；另一则是由白崇禧负责的华中绥靖区。
一方兵力规模庞大，不少于60万大军，加之国民党舰队在长江流域进行巡逻。另一方则以武汉为据点，集结了超过30万的兵力。国民党方面坚信，其掌握的长江防御体系足以抵御解放军的进攻。
这一信息同样可从当年3月31日蒋介石致汤恩伯、顾祝同等军事将领的书面指示中窥见一斑，其中提及“美苏之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大，若战事真的开启，美国或将重启军事援助，届时国军将有机会实施反攻”。
李延年，作为汤恩伯的副官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在4月20日公开发表言论指出：“二线兵团一旦组建完成，我们将有能力发起反击。”
此外，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国所展现出的立场，让他们看到了可乘之机。
当时，英国与美国一致，在长江从吴淞口至南京的水域上派遣了两艘军舰驻守（而美国则派遣了两艘巡洋舰）。两国的担忧在于，中国可能会借此机会渡江，从而颠覆国民党政权。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英两国均不希望看到一个完全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在东方崛起。
特别是美国，其重心集中于与苏联在欧洲的对抗，同时在西太平洋区域，还需应对朝鲜半岛的种种紧张局势及日本相关事务。他们显然不希望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南部也卷入战争漩涡，以免自身深陷其中。正因如此，美国有意愿考虑以长江为界，两岸分治的方案。
苏联当时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其外交活动的核心同样聚焦于欧洲。此外，二战后的苏联亟需恢复国力，抚平战争创伤。苏联曾一度担忧，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发起战役，美国或许会趁机介入，进而将苏联也卷入冲突之中。斯大林本人并不愿意在这个阶段与美国发生冲突。
这一事实，在苏联过往对希腊事务的处理中有所体现，当时苏联将希腊问题交由英国处理，并敦促希腊左翼武装力量停止反抗。同样，在处理朝鲜问题时，苏联也表现出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分治的立场，这些决策均透露出相关迹象。
总体来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多项核心议题上的意见不合并未化解，双方难以达成共识。一方凭借优势与主导权，展现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自信；而另一方则屡战屡败，不愿面对败局，期待时机反击。因此，国民党在4月19日至20日期间发电报，明确拒绝接受和平谈判的条件，导致谈判彻底失败。
2，整合乃发展之必然方向
事态的进展并未符合国民党当局的预期。
在战略层面，国民党方面寄予重托的长江防御线未能抵御解放军的进攻步伐。自4月20日起，解放军部队向铜陵地域发动突袭，标志着渡江战役的正式启动。紧接着，在21日黎明时分，解放军与江阴要塞的起义军成功会合，合力攻克了江阴要塞，从而瓦解了长江上的防御体系。
不久后，4月23日，解放军成功占领了南京、镇江及无锡等地区。至4月底，整个江苏省已被解放军掌控。进入5月，他们继续推进，相继夺取了杭州、南昌和武汉等地，军事力量直逼福建。随着6月2日上海战役的落幕，国民党的长江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撤离至台湾。
在国际舞台上，国民党政府并未寻求所谓的“国际斡旋”。美国、苏联和英国均未敢于公然侵犯中国主权，提出将国家南北分割治理的主张。
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英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了“紫石英事件”。当时，英国的“紫石英”号护卫舰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交火中匆忙撤退至吴淞口。尽管英国保守党领导人丘吉尔曾放出要报复的狠话，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观察到英国在紫石英事件中的遭遇后，美国在上海战役爆发之际，迅速将长江区域的军舰撤离。同年5月25日，美国在青岛的驻军也完成了全部撤出。至于苏联，实际上并未参与渡江战役后的相关事务，国民党政府期盼国际力量介入的愿望最终落空。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审视，并参考冷战时期的国际背景来分析昔日关于隔江分治的提议，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若该提议当时得以实施，无疑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深重的潜在风险。
当时，全球的政治格局被美苏冷战所主导。在此背景下，朝鲜半岛被分割为两部分，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越南则分为南越和北越，这些都是明显的实例。这些国家的分裂导致它们成为了军事与政治上的对手。双方均需将大量资源和资金投入到军事建设，这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德国与越南分别在1976年和1990年实现了重新统一。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结束和政治局势的变动，加之分裂前的大部分民众依然保持主流地位，促使民众内心倾向于统一。
若外部环境未发生显著变化，且分裂初期的老一辈人相继过世，历经三四代人的更迭，许多人或将逐渐适应分裂的现状，对统一的追求亦不再那般迫切。以朝鲜半岛南北的长期分裂为例，便是一个佐证。
据此可见，北平和谈期间，选择不实行划江而治，毅然决定渡江的行动是极为明智的。这一决策有效防止了中国陷入分裂的境地，避免了类似南北朝、南北越或东西德的分裂格局。这也能够理解，为何在渡江战役启动时，毛泽东屡次重申“应鼓足余勇追击败军，不可为虚名而效仿楚霸王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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